但氏族长久积累下来的人脉声望知识财富的优势还在那里，相比苦苦耕读的广大寒门，他们有更好的环境和资源培养出优秀人才来，但广大庶族阶层也有自己的优势，相比只占社会一小部分的士族，他们胜在人多，社会基础广泛，依靠人海战术的优势，往往轻易可以在数量上压倒奉行少数精英政治的士族。所以一个靠质，一个靠量，构成了唐朝延续以来的政治格局。

大量出身卑微的寒门人士，获得了相应的高位后，也渴望为自己的家族获得足够的会地位，但是那些高门氏族把持了数千年的东西，企能轻易让出来。但是就好象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历史的洪流依然在坚定而曲折的前进。

这其中的转变，正是以武则天立后运动为契机爆发的，一代女强人武则天出身的文水武氏，本来就是名不见经传的远州小姓，常常成为出身山东七大氏族之首——王门别支的王皇后，出身鲜卑皇族后裔的长孙无忌等人，及其支持者，以出身卑贱为名的反对和攻击理由

因此武则天当权后，就一力重用提拔寒门，用铁血手段清洗镇压世族高门，并通过重新修订《氏族志》，以官方的认定标准，彻底打击那些高门勋贵的立身之基础。

在本朝修订的《氏族志》，血缘与历史不再是品评门第高低的标准，而是以世代当任的官位高低，出仕的官员数量多寡，的决定门第的，如果你家族连续几代都出宰相，当然就是国家法定认可的一等一的门第，随之而来的衍生出的免税、荫官、保举等各种特权和便利。

这样庶族可能因杰出表现上升为士族，士族也可能政治失势沦落为庶民，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相互转换、相互共生、又相互对立的有唐朝特色的贵族精英政治。

相对传统的王郑这些山东七大氏族或者宇文、独孤、长孙这些老牌代北勋贵，后来被编进氏族志的，他们被称为新氏族，象房的曾祖父房玄龄、岑参的曾祖父岑文本、韦韬的父亲韦见素、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他们的家族，基本都可以归于这个范畴。

当然在社会传统上，历史悠久和出身高贵的血统，也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尊敬和羡慕。

即使是宰相之家也希望能找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望族，结之姻亲，以旺家世。毕竟相对老牌氏族来说，这些新氏族的基础和底蕴要浅薄的多，一旦缺乏杰出的人物支撑，往往很容易重新走向没落。

就如这我眼前这位落魄倒霉孩子一般的岑参，居然也有过极其显赫家世，岑氏本来就是疏姓小宗，但因为曾祖父岑文本、伯祖父岑长倩、堂伯父岑羲都做过宰相，号称“国家六叶，岑门三相”的新兴名门，不过随着岑羲因为在太平公主和当今开元天子宫争的政治立场站错了队，开元元年（713得罪伏诛，连带他这些亲族被放逐略尽，从此家道中衰。

岑参自小被寄予厚望，立志复兴家业，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曾出入京、洛，往游河朔，为出仕而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混了个八品末流的小官，只能和大多数没落的世家子弟一样，出塞寻找机会功名，好在他文才斐然，边塞诗做的不错，很快小有闻名，被当时的西北四帅之一，号称“山地之王”的名将高仙芝应聘入幕，才稍稍改观，不过又倒霉遇上著名的大食远征，安西军兵败恒罗斯后，虽然侥幸没有成为大食认得饿附录，但高仙芝因此待罪，帐下幕僚四散各奔前程。跑回上京找机会，没熬几年又遇上长安沦陷，他差点就成为那些被抓起来充场面的伪官中一员，所谓流年不利，未过如此，结果最后还是混到我这里来了，才破天荒的进入从六品的阶级。

闲话少说。

按照他的悉述，将来我的后人有皇室的血统，又有父系的余荫庇佑，能够一出生就是当官的，梁氏这一门也可以被称做世族了。

而且还有两处巨大的采邑，虽然都是蛮荒之地，但胜在是世袭之地，只要肯开拓就有收获，就子孙再怎么不争气也挥霍不掉的不动产，相比那些名位崇高爵级，足够让人羡慕的眼红。

毕竟爵位再高，世袭隔代也要减二等，公减伯，伯减男，三世之后就是重归白丁，富贵不过三代如是说。

因此按照岑参的说法，对那位素未蒙面的兵部尚书大人梁宰来说，这也不算屈身接纳了。

在当初奉诏发兵之事上的迟疑，让西北行在那位皇帝陛下，多少有了点想法，展转把他从一方节帅封臣，明升暗降的迁为不领实兵的兵部尚书，见疑于主，可不是那么好消减的，因此他也需要一个外援和退路。

因此那怕有一丝的可能性，对方也会努力与我上一些干系，据说只要我肯点头，对方就会编撰出一个详尽的谱系，这样陇中粱氏一脉，就一门有两个重臣了，无论是在新君，还是老帝之间，都有进退的空间了。

这其中的内情，听岑参一件件的说来，我虽然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无法置之不理。

梁宰他好歹是。好歹是前任河西节度大使，现任的兵部尚书，少不得打交道的机会，西北军中的一位大老，梁氏又是西北路的一个大宗兼地头蛇，于公于私，留下这份结交的人情，还是有相当需要的。